東莞製造業困境:人工成本比東南亞高10倍

東莞製造業困境:人工成本比東南亞高10倍

2015年東莞“機器換人”受到關注。曾經的製造業重鎮,在經歷了持續的經濟下滑後,訂單減少、勞動力成本飆升等因素迫使東莞必須轉型升級。

公開數據顯示,東莞的工業技術改造投資從2014年前8個月的負增長,逐月提升至全年增長28.6%,2014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全員勞動生產率提升17%,企業用工減少6.8%,產品成本平均下降12.5%​​。

東莞市副市長賀宇日前表示,通過對智能手機、機器人產業的扶持,東莞計劃十年內打造運動控制與高端裝備、工業與服務機器人和高端消費產品三大企業群,讓機器人產業逐步形成規模和影響力。

雖然東莞的“機器換人”發展勢頭良好,但東莞製造業的轉型升級依然面臨深層次的問題,譬如政府規劃與企業發展難交融,中小企業轉型缺乏現代服務業的支撐等。

東莞製造業困境:人工成本比東南亞高10倍
在大小工廠雲集的東莞寮步鎮,34歲的甘肅籍商人楊濤經營著一家電線製造工廠,由這個只有90餘人規模的工廠製造出來的電器配套線材,主要用作信號傳輸。儘管經營狀況還算過得去,聊起有關製造業的話題,楊濤還是掩飾不住內心的焦慮。

“現在的情況是,狼來了,一群羊在跑,都在拼命往前跑,我們只要做到不要跑在最後一個就可以了,但是等到有一天就剩下你一隻羊了,被吃掉也就算了。”5月18日晚,坐在主城區一個人氣冷落的西餐館裡,楊濤對筆者說。楊濤的這種焦慮感由來已久,並且愈來愈甚。他的一個觀察是,近兩年來,東莞的一些製造業工廠要么倒閉,要么外遷,“大環境很不好”。

“有一個數字,”長期關注東莞市製造業發展狀況的當地電子信息產業研究者龔佳勇在接受筆者採訪時說,“從2013年到2014年,大概倒了3000家工廠。”

據龔佳勇介紹,在這些倒閉工廠中,電子儀器儀表類占40%多,塑料製品類占20%多,金屬製品類占10%多。楊濤經營的工廠即屬第一類。

“形勢的確很嚴峻。”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政稅務系主任林江在接受采訪時也表示,“據我所知,近10年以來,東莞市政府在轉型升級方面做了許多努力,但只能說效果不佳。”

一個電子製造工廠的現實

楊濤應該屬於東莞生長出來的那種典型且普遍的製造業從業者:讀書較少,早年從內地來到東莞,先在工廠務工,當學會技術或積累一定客戶資源後,從工廠出來,購買設備,僱傭少量人工,做先前在工廠時做的同樣的事。

早在1997年,楊濤就由先來一步的老鄉指引,從甘肅老家到了廣東,那年他只有16歲,初中畢業。初時的經歷很坎坷:進過黑廠,擺過地攤,跑過業務。直到2008年,因為在跑業務時積累了一些客戶,楊濤就跟朋友合夥在東莞厚街開辦了一個三四十人規模的小型工廠,製造電線。

“那時就是一些台資廠或內資的大工廠,它們做不過來的訂單,往外發給我們這些小廠,”楊濤回憶,“做這種業務的小工廠一直都很多,比如一個四五千人規模的大廠,周圍就圍著幾十個或者一兩百個這樣的小廠,給它們做配套。”

但是,楊濤他們初辦的工廠生不逢時,沒多久即遇到金融危機,“經濟蕭條,每個廠都沒有訂單,大廠連自己的訂單都不充足,所以外發出去的就很少,或者是值5毛錢的東西,它只給你3毛錢,讓你虧本接單。”在支撐了約半年時間後,楊濤不得不將工廠關掉。到了2010年,經濟形勢好轉,很多大廠的訂單都做不過來,楊濤又跟朋友一起湊錢開了一個生產工廠,廠址先是安在東莞塘廈,2013年搬到寮步,並經營至今。

現在楊濤的工廠是為一些電子廠做配套線材,訂單主要來自珠三角地區,有的也會來自國內其他地區以及國外。儘管業務範圍愈來愈廣,但楊濤的感受卻是,“從2010年到現在,一年比一年難做,就像一個倒的金字塔,越往後越難做”。

據楊濤介紹,導致經營吃力的一個最主要原因在於人工成本的不斷上漲。 “新勞動法規定了工人底薪與加班費的標準,就不像先前那樣由企業自己來定工人可以發多少工資了,企業賺沒賺那麼多利潤,都必須這麼發。”現在其工廠的工人月工資平均在4000元左右。

由於用工成本的增加,楊濤的一些大客戶,“像一些日資、韓資的工廠,轉移到東南亞去的非常多,那邊勞動力便宜,像越南,每個人工每月只要1000元左右。”楊濤工廠的訂單隨之減少。

一邊是人工成本的不斷上漲,另一邊,按照東莞製造業的“遊戲規則”,“客戶一直在降價,規模大一些的客戶,有硬性規定,要每個季度降一次價,不降你就出局。”楊濤舉例說,“比如,我做這個產品8年了,每個季度降一次價,每次降價還都要有一個最小額度,如每次要降2%,8年就相當於降了32個2%,利潤非常薄。”

楊濤不希望自己的工廠成為羊群中奔跑在最末的那一隻,但眼看著周邊的企業不斷被吃掉,難免會感到悲觀。楊濤說:“現在到臨界點了,毛利那麼低,抗風險能力也極差,萬一出現貨款收不回來或者經營失誤的情況,隨時都會倒掉。”

人力優勢喪失

從事服裝類製造的譚峰向筆者介紹,服裝類製造企業,“一個正常的技術工人,月工資5000元左右,做得好的,六七千、七八千的都有,都是這兩年調整上來的。”而與東莞製造人工形成對比的,“在東南亞,孟加拉工人人均工資四五百元,達到500元的不多,越南也就1000多元。”

而龔佳勇則向筆者介紹,“有這樣一個數字,2013年,東莞的一個用工成本大概是2506元,年均增長23%多點,企業的人工成本壓力很大,這就形成剪刀差:一方面人工成本越來越高,一方面製造業的利潤越來越差。”

而即便人工價格一再上漲,近幾年,東莞的人工一直處於短缺狀態。當地一位企業經營人士告訴筆者:“內地發展起來了,開了很多工廠,特別是像富士康這類特大型企業,在一些人力輸出大省都開了廠,工人擇近就業,就不到東莞來了。”而​​隨著東莞一些企業陸續倒閉或搬遷,自今年初以來,用工緊張的局面得以緩解,“人工不再那麼難找了,達到了平衡”。

即便如此,東南亞便宜的人工,還是讓東莞商人外流的衝動難以抑制。今年4月初,厚街一家紙業公司的董事長石磊去了一趟越南,目的是考察市場。 “對於公司的發展戰略,越南這個市場,我們比較看重,”石磊告訴筆者,“雖然我們暫時不會搬過去,但還是要通過貿易占領市場。”他對越南市場的觀感是“與東莞20世紀90年代初的情況差不多,處於起步階段,在未來的5~8年成長速度會相當快”。

石磊是重慶人,1990年來的廣東打工,1999年開始在厚街經營紙業。他的公司實際上是一家紙業營銷公司,本身不進行生產,從國內外買來原紙進行簡單加工,再賣給印刷廠,目前每年有數億元的營業額。石磊介紹,這幾年,他們“這個行業的日子都不太好過”,無論​​是上游的造紙廠層面,還是下游的印刷廠層面,以及他們這些中游經銷商,都是如此。這幾年,業內幾家赫赫有名的經銷商,都倒掉了。 “有的是十幾個億規模的。”

在經營紙業的同時,從2009年起,石磊投入1個多億,在服裝生產重鎮虎門經營一種內衣品牌。 “一方面大環境不好,最重要的是自己不懂。”以失敗告終,損失達七八千萬元的石磊,現在又把全部精力轉到紙業營銷上。

“現在東莞的服裝製造形勢很嚴峻,”石磊告訴筆者,“它經過萌芽、成長以及飽和等幾個階段,如今到了衰退的階段了。”為什麼會衰退?石磊介紹:“按我們的說法,就是工資、廠房、面料等各個方面的開支都在漲,只有利潤在下降。原來東莞的服裝業都是靠歐美的訂單,現在訂單越來越小,歐美的大單都發到柬埔寨、越南、孟加拉、印度這些地方去了,因為在那里人工成本更低。”

失落的厚街

21歲的唐麗是四川內江人,2013年來到東莞厚街,在一個親友開的美容院工作。 “做的都是高端生意,客人多是台灣、香港來開廠的闊太太。”生意一度很好。而在5月22日筆者遇到她的這一天,她卻顯得很失意,表示應該很快就會離開東莞。她已經離開了那家美容院:“美容院儘管還開著,但是已經沒有什么生意了。”

在東莞所轄的30餘個鎮區中,厚街尤為知名,這依賴於其高度發達的“服務業”以及鞋業,厚街鞋業更是為東莞贏來了“世界鞋都”之譽。隨著始於2014年2月的“掃黃”,厚街“服務業”銷聲匿跡。而其鞋業,根據當地資深製鞋人士凌先生的介紹,也“特色漸失”,在凌先生看來,厚街已經“風頭不再”了。

“厚街現在就是一頭沉睡的猛獸。”唐麗向筆者描述。她在今年過完春節回到厚街的時候,發現街上幾乎沒有了人。 “後來有些人回來,也是來搬行李的,他們都要走了。”而美容院的生意,“也跟工業狀況有很大關係”。唐麗問過幾位她的客人:“她們說大陸的工人貴,又有各種稅費甚麼的,她們決定到越南那邊去了。”

不僅僅是厚街,走在東莞的主城區和其他城鎮,一個最直接的感受是街頭人流的疏落。出租車司機王師傅也很失意。 “東莞少了幾十萬人,”他一天到晚沒什么生意,“有時跑20幾里都拉不到一個客人。”若不是跟公司簽了合同,有幾萬元押在公司,他也要辭職回家了。王師傅告訴筆者,因為生意難做,東莞的出租車司機已先後兩次停運,第一次發生在去年5月前後,第二次則發生在今年5月中旬。

凌先生擔任業務副總的製鞋廠位於厚街三屯一個工業園內,三屯的工業園聚集了大大小小難計其數的製鞋廠,其中尤以台資廠出名,“是台資廠的一個基地。”“現在三屯一大片工廠都關了門,很多台資廠也都撤離了。”凌先生告訴筆者。 5月25日,筆者曾到三屯,在工業園的牆上多處看到“招租”字樣。

據凌先生介紹,在做鞋行業,廣東企業主要是做歐美市場,東南亞市場則主要由浙江和福建的企業來做。 “今年做歐洲市場的企業,形勢很嚴峻,訂單很少。做美國市場的,則兩極分化嚴重:儘管價格都比較低,但大的企業訂單非常多,小型企業基本沒什麼訂單。”也因為此,“厚街現在的小型工廠多撐不下去了。”

“他們撐不住,一個主要的因素就是利潤太低。”凌先生介紹說,“現在一雙鞋純利潤只有三四塊錢,以前好的時候可以賺到十多塊。”

爭議“機器換人”

“坦率地說,我替東莞捏把汗,”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教授丁力在接受筆者採訪時說,“東莞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廣東的問題,廣東的問題其實也就是中國的問題,因為中國在這幾十年來,通過加工貿易參與全球的產業分工,來贏得自己的發展,這種模式,東莞是最經典的了。”

丁力表示,因為東莞經過30年的發展,有了一定積累。他並不對“東莞本身有什麼擔心”,“關鍵是它能不能從原來的軌道上走出來,也就是傳統的發展模式,能不能蛻變成一種新的發展模式。”丁力認為“難度很大” 。

近年來,圍繞著產業轉型升級,東莞市政府曾做過一系列努力,而作為其中的一個方面,機器人產業被列入該市未來發展的重點產業方向。筆者在東莞市委宣傳部了解到,東莞市政府投資27億元,正在建設松山湖機器人產業基地,而自2014年9月開展機器換人專項資金申請以來,截至今年4月,“已收到有效申報項目505個,初步統計,這批項目總投資42.6億元,預計可減少用工34378人”。

“機器換人是為了提升傳統製造業的科技含量,減少對勞動力的依賴,同時還可以提高生產效率,提高產品質量。”東莞電子信息產業研究者龔佳勇向筆者介紹:“就減少勞動力依賴來說,一個機器人大概能換6~8個工人,如果全市的加工製造企業都能用上的話,就能節約幾百萬的勞動力。”

現在機器換人是東莞市政府的扶持項目。 “有專項資金,如果你的工廠用個機器化設備,就可以申請這項資金。”而據筆者了解,東莞的有些製造業工廠,迫於勞動力成本不斷高企的現實,在政府進行專項扶持之前,作為企業的一種自我調整,早就準備或者已經實施機器換人了。

而隨著機器換人產業在東莞的熱度不斷提升,也有製造業從業者表示憂慮。 “現在政府鼓勵智能化也就是機器人產業,大家一擁而上,它會不會跟光伏、LED產業一樣,最終死一大片呢?”一位製造業從業者告訴筆者。這位製造業從業者認識幾個“做機器人的”,“他沒有什麼技術,看到大家都在做機器人,就掛一個牌子,說是要做機器人,怎麼做呢?是去美國或者馬來西亞,買個東西回來,然後搞個研發部,七八個人,一拆一裝,調試好,就進行大批量生產,根本沒有自己的研發能力。”

據這位製造業從業者介紹,在2013年之前,廣東有6家做“機械手”的企業,其中深圳三四家,有一家在東莞松山湖,目前,東莞已經有100多家做這種“機械手”的企業了。 “只有鬆山湖那一家,你要做什麼樣的機械手,可以訂製。也就是根據需要設計程序,這就是研發了。而其他那些根本沒有自己的技術含量,唯一的競爭力就是價格便宜。”

正因為如此,他越來越擔憂東莞的機器人產業會不會也要回到原來代工的路子上去。

出處:中國經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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